昨日深圳中级法院发布的《家事审判改革状况》（简称“白皮书”）里提到，宝安法院2017年继承纠纷收案数达到了2012年的4.6倍，其中遗嘱继承纠纷案件数量极小。

　　据宝安法院统计数据，2012年和2017年，该院继承纠纷收案数分别为27件和125件，2017年是2012年的4.6倍。白皮书对此分析是，随着不动产价值迅速增长、女性法定继承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公证程序的繁琐、司法途径解决的高效，共同导致了继承纠纷案件的攀升。

　　白皮书指出，其中法定继承纠纷占比高达90%以上，遗嘱继承纠纷案件数量极少，表明被继承人应当加强立遗嘱的意识。

　　同时，深圳专注于婚姻家事法律事务的盈家律师团近日也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ALPHA数据库和威科先行的数据，对2010年至2017年间深圳的继承权纠纷案进行了分析比较，公布了一份深圳近8年的继承纠纷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大数据报告”）。该份报告共整理分析了8年来从数据库搜索到的151个继承纠纷案例，伴随第一代创业者、第二代创业者逐渐老去，深圳继承纠纷案件数量正在加速上升。

　　记者了解到，“大数据报告”的分析比较详细，分门别类进行了分析比较。如从纠纷的案由来看，深圳市继承纠纷类型中占比最大的是法定继承，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占比也非常大。其中法定继承占31%，遗嘱继承占23%，遗赠扶养协议占15%。

　　从诉讼标的额来看，近8年与近3年标的额分布区域不同，50万元以下的占比近3年明显比近8年少，而200万~500万元、500万~1000万元的占比近3年比近8年多。

　　从诉讼成本来看，66%的案件受理费用在1万元以内，23%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6%在3万元到5万元之间，5%在5万元以上。大部分继承纠纷案件的受理费维持在3万元以内，另外，除去受理费，很多案件中进行的笔迹鉴定和房产评估花费金额亦较大。

　　“大数据报告”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遗产纠纷涉及的标的额普遍较大，败诉后的诉讼成本很大，所以当事人应先提前做好遗产继承的法律风险防范或者在纠纷发生伊始尽快采取措施。

　　法院公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被继承人应当加强立遗嘱的意识。而这份“大数据报告”也以大数据印证了这一问题。

　　据“大数据报告”统计，从继承纠纷案件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56%的继承纠纷中没有遗嘱，44%的继承纠纷中留有遗嘱，且在有遗嘱的案例中，80%为一份，15%为两份，5%为三份以上。

　　对此，“大数据报告”分析，多数被继承人不习惯生前对他们的财产等后事提前通过遗嘱方式做好安排，但因为没有遗嘱或没有及时更新遗嘱而导致争议的可能性会增加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以及口头遗嘱，但从统计的数据上看出：自书遗嘱是最常见的遗嘱形式，占比64%；公证遗嘱虽然在效力上的保证水平较高，但因费用高、程序多而未成为普遍的立遗嘱方式；代书遗嘱因其方便性和可信度均有一定优势，故也成为一项较为常见的遗嘱形式，但实践中常常因为缺乏遗嘱人的签名或者见证人有利害关系等原因导致无效；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因其物理特点和法律上的认可度方面均不可控，较少当事人会选择该类遗嘱形式。

　　“大数据报告”分析称，虽然有很多人会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避免自己身后因继承问题引发争端，但无效或部分无效的遗嘱仍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未先行分离夫妻共同财产而处分了配偶的财产（无权处分），代书遗嘱无效主要是因为遗嘱人没有独立书写电子文本的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未签名、不符合两个无利害关系人见证的要件。

　　“大数据报告”还指出，律师介入进行见证乃至代书遗嘱的比例仅有15%，但在律师见证下，遗嘱基本是有效的。因为委托律师介入进行见证或代书，一方面能保证见证人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律师的专业技能保证遗嘱在各方面符合法定要求。